文意注笔 情发中庸之风范

王克孝，笔名守中，号中堂,甘肃籍静宁人。为当代中青年实力派书法家。作品在国家及地区级书展中屡有入展获奖。丁酉年春，画家李青利示王先生书作十数件于笔者。有不少作品被文博机构及画廊收藏。余赏之肃然起敬。其作品，当为传统文化之源注笔墨本体之义和他主体人格精神感悟之会，追溯传统楷、行书历史链条关系脉络贯通，表现了他自我风格的笔质文情。风骨规正，体势凛然，章式韵律生动，意境清冽的个性明显。此文就其风格元素谈点认识，期与同道商榷。

楷、行书历史链条关系的贯通融会

楷、行书艺术的发展规律，是自魏、晋以降创楷行书体势风骨成熟，到宋唐各大家秉承的楷行书历史链条演绎关系，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则是以此历史关系脉络相容其中，克孝由他所选择的特定学术、艺术理念和实践方式而实现自我风格。

魏晋南北朝，是在持守汉前三代书法基因前提下，“随性所适，风规自远”的书法创新里程碑性的时代。由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为代表所形成的楷、行书的基本定法、定式，及至唐代欧、褚、虞、颜、柳等为代表的书家，是循魏晋书法风骨遗韵共性特征所表现出多样化的个性风格特征，降至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大多数书法大家、名家的风格特征。无论如何变化，大家书家，均是恪守这一共性原则，以其艺术风格定位的，而且是业界批评的标准之一。以此原则对应克孝先生作品，审视其形式、内涵看，无论用笔、结体、行势、经营布置、章法程式等，都显示出他由隶书到魏晋唐宋诸名家传承关系的宽泛性和深邃性，充分地体现了书法历史溯远根脉的贯通性风度。

就克孝笔墨共性关系和个性多样变化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在用笔上，体现了晋韵、唐法、宋意的法度风骨，以钟繇、王羲之及唐宋之楷、行书脉络，甚见中锋守正，坚质浩情，筋骨血肉俱备，线条自身发气的法度；且中、侧锋在互变中，使转守圆就方，势行疾徐有度，腾挪活泛，跌宕起伏中则显见高度集中于“中庸”调和的雅郑气息；墨色求质润相当，浓淡干湿焦的墨色整合，主次格调的层次关系明确，显见刚柔相济之气息，笔法又见隶书、线质力度的容纳。二是在体势上，承魏晋钟、王，唐代智永、褚、欧、颜、柳至宋代苏、黄、米等多人楷、行书的技法，由此显示了他溯远的宽泛性和深邃性。线条组合关系的呼应、承接、揖让、开合、分割等等，都在严谨法度中透出他自我人格情感的制约，从而显示出守法、承法、破法变我法的持守与创新的界度。三是在章式气息上，由传统道学“气”之生成元素，注以儒家“中庸”、“冲和”文义理念的风格范式，表现为文人书法的书卷气格调。具体表现为黑白分割知白守墨，知雄守雌，以“阴阳交合相生”理念主导营气、开气、发气、行气，制约线条质量和行势气度、节奏；结体法度、质感情绪、显见气韵生动而不见粗野呈文质彬彬之气息，即正意、正气、正情、正韵的正之意识恪守，所导致的文人书法品质的“正”之风度显现，说明了楷书根基是他行书的坚实基础。

由笔墨文化本体所幻化的刚柔相济风骨

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赋于中国书法笔墨艺术精神，反映为笔墨本体的性质，即笔墨自身的品质境界:“形式即是内容”。也就是说,笔墨不仅仅是一种作品材料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就是作为文化内涵审美所表现的内容。因而，无论书或画，笔墨本身就是作品的思想内涵，审美的体验本体。由此，决定了其为中国书画“表意性”的根本基础。所以，历代书画家的成就，首先都是在是否守住笔墨本体意识上一分高下，即，“笔有阴阳、墨备五色”的表现境界。即，以“守住”笔墨自身所表现的作品特质。

笔墨本体文化精神根植于道学的“阴阳”说之母体。一个“阴阳”，衍生出了书法“集中统一中的多样变化”的一系列审美表现范畴。如：黑白、虚实、疏密、浓淡、干湿、欹正、藏露、顺逆、呼应、擒纵、遒拓等等范畴，都是阴阳关系体现在用笔施墨和章式之中。刘熙载《艺概》说：“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己。”可见，书法的基本元素是“线”之品质，克孝书作，无论长卷、横幅、立轴、斗方、扇面，其共性守于“质实”，用笔沉着，笔无浮意，起落肯定，执圆圆到底，执方方到位，转束内方外圆，相合而不相离，按当于起笔驻，提当于止笔巧，笔重处飞提，笔轻处实按，免却了“堕飘”二病。施墨饱满，而笔带墨出，巧拙分理，浓之浑厚，淡之高逸，落笔自无轻佻混浊之病。其“风骨”，重魏晋之韵，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墨不旁出，锋执藏露，重之肌理，轻之面目，脉络在丝牵，骨肉在调停，趣味在勾点，行气在流贯，概以骨出风。其“适便”，以心手相应，适意随便，起有分合缓急，收有虚实顺逆，对有反正平串，接有远近曲直，笔之中侧、轻重、虚实并用互换，擒得定、纵得出、遒得紧、拓得开，全仗锋端毫末指使，拍节起伏，跌宕之便出之意表，刚柔相济，精神昭然。

克孝书法的坚质本源于寓文情，从他的作品看，大量地充斥着经、诗文、典籍警句格言。这些内容选择，说明了他是从对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研讨中，以文化之意观照于书法之理，从而浸溢出书理与笔势、笔意、笔情的格律，由此在内容和形上达到的宽泛性和深邃性的双重性品质。

由对不同作品风格所营就的排宕体势多样

“夫斫戈之法，落竿峨峨，如长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复似百钧之弩初张。处其戈意，妙理难穷。放似弓张箭发，收似虎斗龙跃，直如临谷之劲松，曲类悬钩之钓水。”（王羲之《笔书论十二章》）这是王羲之述以体势的精妙绝论。体势，为书法之要法，它体现的是道学“阴阳”说对书法线条整体关系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一幅作品，体势优劣决定作品的死活。体势之要，即是说，体势关系着书法的形、质、气、境、韵等各自质量及相关之间的关系构成，而且综合性地反映着书家的综合修养，即：文化的修养境界，思维方式的严谨，既是真书的结体法度严谨，也是行、草的章式，凡缺者而不可为。克孝师唐楷诸家法度深悟，又上溯习汉隶线条劲健，后又交替续习宋、元、明、清名家法帖，由此，从纵横交错的兼收并蓄中，逐渐得以对体势理论的认知和实践自觉。其作体势经营似乎有以下几个特点：

笔质驻体。线条质实气满，落笔峻而结体壮和，涩笔行妍内涵丰富，疾笔劲健冲腾，以笔带墨，骨附筋血以气充之。故，线条质感浑厚、朴茂，内气勃发，富有弹性，如藤似筯，精神乃出。斯此线条质地稳实是其结体的基础。

就形变势。结体，尽管分楷、行不同，但其共性均见笔不虚发，有偃有扬，有欹有侧，有藏有露，违而不同，和而不犯，以笔取势就体而出，放纵就气力而区别，故所营趋势向背各有情态，高下欹正随体所至，最终表现各有风神。

以笔领墨。笔墨所用，重骨以行风、施墨以布韵，守白见势度，以筯骨立形，以神情润色，浓不迟滞板刻，淡不清汤寡水，呈“骨丰肉润”蕴线条以内气张力，致使各线条发势力度强劲，会意清冽，以不同作品体现笔墨自身个性的审美品质。

以欹守正。笔法融会魏晋书意“方正”，行笔之中则以“圆奇”为用，方正为体，正中含奇，奇不失正。得势以险而不危，工而不刻，娇而不媚，以正寓奇，故求得了变势的多样变化，但终为以奇守正，达到多样统一中的平衡，存形质任笔成形，聚墨营气庄严沉实，虽漫作偏奇之相，但呈险放无危之姿，奠以行势基础坚实平稳。而线条走势起呼收应，所趋向背各有情态，迟笔寓妍气满，疾笔行健气发，以整体守静意处而势变见情动，存端正雅意的风范。

一言一敝之，其书势所涌动的清冽意境以张扬生命本体情绪为旨归境界，以思想理念和艺术审美的统一性体现书者人格精神与作品艺术价值双重性品格。正如清．刘熙载《艺概》所言：“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作品意境真谛的悟解深邃及实践的得心应手，其应手得之于“思”、“言”、“情”的心之感悟。

由道、儒思想及其思维方式浇铸于书契关系的风度

思以蕴意。南朝．庚肩吾《书品》言：“敏思藏于胸中，巧态发于毫铦”。克孝的作品笔墨情感，总是十分统一地表现着刚柔相济的界度。其章式的浑然悠然终归自然，明显地显现着老庄道学理念对布置经营关系的作用点和作用力。而作品内在理性的蕴纳，又使人体悟到儒学“经世致用”理念作用，无论楷、行之作，形上背后的成因，即由传统民族文化本体的、笔墨本体的、人格精神本体的元素统一地作用于他书契形式的根本原因。

无论老庄、孔孟，他们的美学观点都与其自然、社会、人生的学说相辅相成，或者说，他们的审美思想都是以自然与人文的关系中，由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在其内在联系上贯通于审美实践方式内在联系上的。从克孝作品元素分析，体现了道儒相通理念的“道为体、儒为用”的审美意识和实践方式的一致性。

老子以“道法自然”的思想揭示了“阴阳相克相生”的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由此形成了“无为而为”的学术观点，强调顺应自然以达到最完美合理的境界，朦胧地包含了合乎目的与规律的理解，故而就触及到了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就克孝的行书风格特征看，明显地显示了道学的“道法自然、法贵天真”“淡然无极”审美思想，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维方式对于他用笔的心性，结体法度，线势的组合变化，终归于“营气、贯气、行气”于笔墨形式的作用点和作用力。

就他由楷书到行书关系看，笔墨关系在书体风格中，保持着共性持守和个性变化的过渡层次。共性的是“守静出动”“动中寓静”的“气”之运动理念，制约他用笔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变化。而由中锋的劲健和侧锋的使转，使得线条表现出筋骨血肉俱备，如腾似筋自身发气的变化节律。其中，持守于魏晋“澄怀观道”意识制约平和流畅的线条，贯穿于“开合”大综纲关系之中。而以儒家“中庸”、“格物致知”理念支撑，使得他的行书风格具有魏晋风骨的特征。而在个性上，以“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维方式制约于用笔施墨，求得守以线质气息共性的基础上而有着不同层次、界度体势变化关系。守唐楷的结体的严谨，用笔得法正，求势得意正，所把握的则是以“势”求变的正中见奇意识作用于营气厚、发气疾、行气荡的意识浇铸于用笔的力度和节律变化，从而达到作品意正、体健、势逸的正中见逸之气度风范。

其二是，儒学“中庸”、“经世为用”理念作用点的原因。孔子艺术审美观认为：“志于道，据以德，以于仁，游于艺。”成为华夏文化数千年历史的社会生活结构和伦理结构，因此使其文艺以“情理和谐，美善相兼”为特征。克孝作品，但见正意、正笔、正气、正韵，绝无虚妄、做作、怪异之嫌。体势无论上覆下承、左呼右应、中轴分合，都求字势、行势、局势在奇正相应的不平衡中求平衡，显得端庄稳实在于“中庸”、“冲和”之理寓以其中。尤求笔势的自由随性为要，使线条节律、走势及组合端庄中见奇逸的风气神采。要点在于以“冲和”之气浇铸于线条质感和发势的气机把握力度，因而行势的节奏在放达旷朗心境中制约黑白分割，生发气场、气机、气度、气势，从而使作品整体气度在静中出动，动中寓静，即便在紧密处，也不见堵塞闭气，给人会以惠风和物的感觉。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违也。”这是儒家观照文艺提倡的“思无邪，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情感表现形式概括的标准。克孝作品，守以气发势变的经营布置原则，无论是线条的情绪，发气、行气的格调，整合的体势等，均为求得线之节律的跌宕变化，因而整体关系所反映的作品气韵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气息极为流畅，毫无闭塞之感。个中缘由，当是他人格精神的“中庸”、“冲和”情感作用于起承转合变化的旋律之中，出以文人雅士的书品风度。

主体人格精神的张扬

石涛曰：“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面陶泳尔我，古之肺腑，发我之肠腑，扬我之须眉。”克孝作品，师法钟、王书风与降至唐宋名家一脉相承，但师古而不泥古，出我之心裁，发新意盎然个人风格符号鲜明，当为石涛艺术观点的能动实践者。虽然承王羲之以降的诸家脉络，但是各有所取。如，在中锋守正上，其多持于王羲之与智永的接纳，在中侧锋使转中，又取之米芾意笔，在体势情绪上，则有王羲之和智永的清动妍雅、古淡秀劲的平和空灵之气幻化“我之面目”。

从作品内容上看，不少是表现写经或传统诗词，或儒家警句格言，均守以字体端庄稳实，字距、行距的营气平和，整体的布局经营协调，给人所会的又多是清净而又空凌洞达的情感享受，同时从欣赏中的情感与对文字内容的理解体悟，在不自觉中合二为一，这就使得欣赏者从艺术风格的情感愉悦与佛学、道学、儒学的参悟自然而然地沟通，从而达到了艺术“助人伦，成教化”中的效应实现。

如果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看，其书法风格和他的人格是相应对等的。他给人的感受是敦厚朴实，恬情无华，温文尔雅，的睿智神采天性秉成。书作，明显地显示出他对民族文化史、传统哲学、美学、文字学乃至诗词的相当修养，对于他先天灵性感悟与后天刻苦磨砺的相互作用结果。这是他作品风格呈文人书卷气的元素支撑，也证明了他端正的治学态度。其作正意、正气、正情、正韵，在于他淡泊名利，不浮不躁，以做学问的态度从事书法习作，路子走得正，也走得扎实，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倘若克孝先生再溯远于篆、隶线之笔力气度，笔者相信，他沿着书法艺术之道锲而不舍地走下去，成大器有望非为妄言。

2015年10月25日完稿于清和斋

（作者：著名书画评论家 国家文物艺术品司法鉴定人

文化部中国黄河书画院理论委员会主任

河南省文物书画司法鉴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河南省中国画学会理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

河南省书画院

国画家协会特约评论家

文怀沙工作室国学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