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装情》

《军装情》

徐常根

2025年07月27日

有件事，屈指算来40多年了，想起来仍记忆犹新。那年，村里一位从部队回乡探亲的军医，前来看望时任大队书记的父亲时，给我送了一顶军帽，当时我把那顶崭新的草绿色解放帽戴到头上时，别提多高兴了。戴着它，不知赢来了多少羡慕的目光。不料乐极生悲，有一天，我去大姐家走亲戚路过一个知青队时，被几位知青团团围住，头上的解放帽在光天化日之下，硬是被他们抢了去，我好不沮丧，伤心了好几天。那年代，如果有顶解放帽，要是再拥有一套军装，绝对是件非常光荣、骄傲的事情，那才神气呢。

童年、少年时代，农村时常放映一些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我经常跑去看。那一个个身着军装的英雄形象，在我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红色娘子军、李向阳、董存瑞、王成……银幕上这些身着不同历史时期军装的英雄人物，都成为我儿时崇拜的偶像。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军人情结，悄悄地种进了心田。

1982年金秋，我参军入伍到新疆，穿上了65式军装，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65式军装，就是1965年装备部队的制式服装，简洁、朴素、实用。这款最具中国特色的军服，成为时代的标志，被全国人民所喜爱。从河南老家启程到了部队，就这一套冬服，白天训练，晚上站岗，只有到周日休息时才能清洗一次。这种布军装穿久了，越洗越白，当我们看到老兵们穿着一身发白的军装时，很是羡慕。那时的新旧军装是身份的象征，穿旧军装者肯定是老兵，在军营里处处受到新兵的尊重。我们这些新兵每次洗衣服时，就有意识多洗几遍，想尽快让军装发白成为老兵。

当第一次发领章、帽徽时，我拿着镜子照了又照，看着自己解放帽上缀着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军上衣领口两边的全红领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到照相馆庄重地照了一张相片，寄回家时，全家人看了又看，回信说，好潇洒好英俊。穿着缀有“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帽徽、领章的军装走在大街上，小朋友跟我打招呼：解放军叔叔好！我倍感自豪。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哪点英俊哪点潇洒？这一大半是沾了军装的光。我越加喜爱军装，每次洗后总是用刷牙缸子盛满开水熨烫后，叠得棱棱正正的。

1984年夏季，我考上了军校。8月，我穿着中山服式的的确良布军装、深腰解放鞋，从新疆沙湾县前往位于重庆市的军校报到。  那时的春、夏、秋季军装就一套的确良布长袖、扣风纪扣的紧口军装，没有短袖军装、布鞋、浅腰解放鞋，一路上尽管汗水湿透了军装，脚被捂得发白，但我始终保持严整的军容。火车上还不时给年老者让座，赢得了大家的赞扬。那时，我已经清楚，军装不仅给人以阳刚之美，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奉献、流血和牺牲。

1985年5月，我们军校学员全部换装成85式干部军服。1985年式军服基本沿用了1955年式军服样式。取消红领章、红五角星帽徽，戴大檐帽，佩戴八一军徽帽徽和军种肩章、领章，服装用料为涤锦棉三元混纺布料，干部服装钉缀铜包皮铝制军扣，军扣上有八一军徽图案，并增发了长、短袖制式衬衣。那年暑假，我戴着大檐帽、穿上笔挺的新式军装回家探亲，着实风光了一回。

1988年10月1日，全军换发新式军装，实行军衔制，原来无军衔标志的肩章、领章，被庄严的军徽和标志分明的肩章军衔所替代，“辞旧迎新”之际，我将那身八成新便“提前退休”的老式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珍藏在箱底。打那以后，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学着收藏家的样子，每逢军装新老交替时，我都要认真地将旧军装加以整理，入箱保存。

结婚那年，我穿着军装回老家举行婚礼，自始至终都穿着军装。有人开玩笑说：“你这兵当傻了，咋就没见过你穿过便服？”每逢这时，我总是一笑，颇有点自豪地说：“我爱军装！”

2007年“八一”前夕，我荣幸地换发了07式新军服。那次陆续换发的07式新军服共有礼服、常服、作训服、标志服4种类型，军服体系更加完整配套，整体风格典雅质朴，造型更具时代特色，用料质量明显提高，标志服饰搭配协调，型号设置科学实用，穿着更加美观、大方、舒适，尽显军人威武之气和飒爽英姿。

随着工作变动，我先后异地搬迁过8次家，每次不得不淘汰一批家具等物品，但我珍藏的军装一件也未舍得丢弃或送人。

2012年10月，我从部队退休后，部队又换发了新式军装。虽然我没有机会穿上它，但每当我看到军人们穿着美观舒适、实战味足、性能先进的新式军装时，一种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

军装，是一个时代的印证，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在我心中，军装是有灵魂的，它附着军人的荣光与使命。我所穿过的每一套军装，都见证了我身为军人时的热血担当。

军装，承载有我的青春、我的回忆，将成为我终生的不了情。

【徐常根】军旅作家，1965年2月出生，河南省光山县人，现居乌鲁木齐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高原的召唤》等，编著史志、主编散文与报告文学作品集多部。